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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旭

（1963—）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委党校名师，兼任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区域文化与浙江发展等研究。先后出版《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从传统到现代：浙江现象的文化社会学阐释》《创新公共文化发展模式：浙江的探索》《文化发展：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文化产业：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等独著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50余篇（部）论著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国家权威报刊转载。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特别奖1项，全国党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主持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10余项。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又是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这一新论断，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大背景下作出的，而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已经从省域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再思考和再审视。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是近代以来国内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维视野，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论断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赓续 文明生命更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赓续”与“更新”两个角度辩证地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一方面，他强调，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具有亲和性，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根基，“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非中华文明的古代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产物，是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这就辩证地阐明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的中华文明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既赓续了传统又经历了生命更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从“赓续”与“更新”两个角度提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新论断。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是近代以来国内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维视野，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论断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的新论断，萌发于他对浙江现象背后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思考。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从人民群众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了滋育着浙江生命力、催生着浙江凝聚力、激发着浙江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竞争力的文化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在并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开始的。1978年，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三，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55亩，而浙江仅0.61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改革开放前，浙江国家投资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少，城镇化率低。1950年至1978年，全国人均国家投资额为600多元，而浙江仅有240元，不到全国人均的一半，温州、台州、丽水、金华等地人均国家投资额更少。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浙江投资少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1978年至1992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额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1985年至1997年间，在与浙江具有可比性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等6个沿海省份中，浙江的国家投资额仅高于福建，位居第六。1978年，全国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7.6%，而浙江省仅为61.3%；中央企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接近或达到辽宁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规模，而浙江省这两类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仅为2.6%和16%。197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17.8%，辽宁省达29.0%，而浙江省仅为13.8%。同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4元，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6%。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自然资源匮乏、国家投资有限、农业占比高、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条件下，仍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至1999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5350亿元。1999年到2003年间，浙江GDP年均增幅达11.7%，高出全国同期平均增幅3.4个百分点。从1985年开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从1994年开始，浙江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位居全国第四；从2001年开始，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主要经济指标从位居全国中游到跃居全国前列，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浙江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对浙江现象背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在陆域资源并不丰富，也无特殊优惠政策条件下，浙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省份之一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于浙江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诚然，现代化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艾凯所说，“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联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社会系统由结构和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个子系统构成，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的过程。正因如此，马克斯·韦伯倡导一种多因素的“弹性”解释理念，强调对现代化（理性化）过程的阐释，既要分析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作用，又要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物质、制度、文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现代化整体的影响。显然，在影响现代化过程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内在构成性因素，是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符号环境和价值观、判断真善美的尺度，具有凝聚、引导社会行动等功能。在人类社会中，虽然往往是利益而不是思想观念直接支配社会行动，但“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又塑造了由利益驱动的人类行为发展方向。影响浙江区域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而文化无疑也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深化过程中，既展现出与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发展的共性特征，又因独特的区域文化底蕴，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围绕更深入认识浙江现象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习近平同志系统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再到明清时期的浙江历史脉络，勾勒出从古代大禹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近代龚自珍、蔡元培秉持开明开放理念的浙江文化精神发展轨迹及其鲜明特质。从对浙江历史的分析中，他得出结论：正是代代相传的作为和文化创造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和务实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尊师重教文化积淀，哺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浙江区域文化不仅“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的突出特点，而且具有融会多元文化的特质，既“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又“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在“山海并利”的生存环境中，浙江人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既有“山的韧性”“内陆文化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点”，又有“海的胸襟”“海洋文化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胆气”。

习近平同志认为，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在各个历史时期激励着浙江人永不自满、永不停息，不断超越自我、创业奋进，“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着、推进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也正是这些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孕育和形成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成为推动浙江发展的精神动力，构成了当代“浙江现象”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上述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这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新论断，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大背景下作出的。而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已经从省域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辩证的再思考和全新的再审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浙江现象背后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论述，以及新时代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的新论断，是全球现代化大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关系再审视、再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因此，有必要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纵深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论断的重大意义。

近代以来，国内外有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缺乏亲和性。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斯·韦伯是较早从比较宗教学视角研究宗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代表性学者。他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概括为“理性化”，即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逐步摆脱传统、情感、巫魅、宗教等非理性因素的支配，转向以计算、效率和可预测性为核心的理性原则的过程。理性化（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便是现代社会的“祛魅”——神秘性与宗教色彩逐渐消褪，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可计算性、可控制性且效率更高的制度体系。

作为一位西方中心论者，韦伯断言理性化（现代化）是一种只发生在西方的独特社会现象。“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他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就是试图从宗教（或文化）角度阐释西方为什么发生理性化（现代化）而非西方为什么未发生理性化（现代化）的原因。通过对“革新了的基督教”即新教伦理的研究，韦伯试图阐明西方理性化（现代化）为什么发生的宗教（或文化）因素。通过对儒教（儒家）和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非西方宗教（或文化）的研究，他又试图阐明非西方理性化（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发生的宗教（或文化）因素。韦伯断言，非西方宗教（或文化）与理性化（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亲和性”。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强调，即使非西方从西方引入理性主义，非西方宗教（或文化）仍然是其理性化（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尽管人们可以不认同韦伯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他从宗教（或文化）层面拓展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今天，当人们重新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无论是赞同韦伯的观点还是反对韦伯的观点，韦伯的相关思考和结论仍然是无法回避的。

在韦伯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和结论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关于中国的论断。韦伯在逐一分析古代中国货币与城市、封建制、宗族制度、实质性的礼法、社会阶层等因素后，一方面得出了总体上传统中国制度性因素不利于理性化（现代化）的结论，另一方面，又承认传统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诸如自由迁徙、无身份继承、自由择业、自由教育、无贸易限制等有利于理性化（现代化）的制度性因素。因此，他认为制度性因素并不是传统中国不发生理性化（现代化）的充足理由。

韦伯进一步强调，除了制度性因素外，中国的理性化（现代化），还缺少一个类似“新教伦理”的“精神上的基础”。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儒家伦理”（儒教），并没有提供这种“精神上的基础”。比如，新教伦理蕴含着超越世俗的、否定的宗教精神力量，而儒教伦理则是现世的、天真乐观的。与新教倡导“修造”世界、积极地改造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儒教主张与现存秩序保持一致，“顺应”“适应”世界。“这种伦理中根本没有自然与神、伦理的要求与人类的不完备、今世的作为与来世的报应、宗教义务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不通过单纯受传统与习惯约束的精神势力来影响生活方式的理由。”儒教与新教的经济伦理也大相径庭。新教将工作视为天职，而儒教则回避与士大夫气质相对立的职业性的专门工作。新教积极看待成功的和系统的营利活动，而儒教则蔑视牟取暴利和市场交易行为。不同于在“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新教普遍主义价值观，“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注重血缘、亲缘的儒教特殊主义价值观浸润和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摆脱血缘、人情的枷锁和羁绊，难以形成对事不对人的事本主义处世方式、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纯客观的“商务关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企业”等。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在特定时间（朝代）和特定空间（地域）出现了强烈的“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甚至于独尊财富、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等现象，但这些现象本身与理性化（现代化）以及“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现代资本主义并无实质性关系。总而言之，韦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理性化（现代化）之间缺乏亲和性。

在国内，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的看法，也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观念。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冲击，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等师夷长技、振兴实业的器物层面变革以及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改变政体的制度层面变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以思想行为层面觉悟、变迁以改造国民素质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变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民族大危机背景下兴起的。

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批孔反儒、倡导新文化的新派以及主张尊孔复古、抵制新文化的旧派。旧派和新派的论争，使鸦片战争以来聚焦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古今中西之争”更加尖锐。旧派与新派的共同之处，在于均试图在鸦片战争以来器物与制度变革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借助思想文化的力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有区别的是，旧派强调必须用“优越”的东方“精神文明”拯救“精神沉沦”的西方“物质文明”，避免西方式现代化诸种弊端和问题，以儒学复兴引领中国现代化。当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非尊孔复古、复兴传统的旧派观点，而是强调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水火不相容的新派思潮。林毓生将这一主流思潮称之为“全盘反传统主义”。他认为，“反对中国传统遗产的激进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概括言之，就这个反传统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它在近代与现代世界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新文化运动的不少代表人物都鲜明表达了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融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想观点。陈独秀说，“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旧有之孔教”与“新输入之欧化”两者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他强调，对于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水火冰炭不相容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序经把彻底的“全盘洋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胡适则从中国物质、制度、道德、文章等“百事不如人”的判断中，得出了只能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逐步实现“全盘西化”“美国化”或“充分世界化”的结论。史华慈认为，“在本质上，全盘反传统主义涉及两种预设：第一，必须把过去的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予以否定”。显然，这种全盘反传统主义深刻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变革相继失败后，中国所陷入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深沉危机。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的观点，成为一股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强大思想潮流。林毓生甚至将“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视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出现的倡导“开拓创新”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反对“愚昧落后野蛮”的“黄色文明”“黄土文明”的思潮，就是全盘反传统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思想观点的一种延续和翻版。

在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新历史方位上，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审视近代以来国内外思想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及其观点和结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有学者指出，“儒学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方化的情况下充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亚化。”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等“儒学”东亚的崛起也表明，“尽管全球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但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影响。虽然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东亚的现代化已具有大大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文化形式，这就使我们从实证上不能不考虑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其他形式”。

一方面，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涌现出了如晋商、徽商、陕商、龙游商帮等特定商业群体，但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些传统商业群体的扩展在时间上是有限的（比如明清时期），在空间上也限于特定的地域，并未演变为韦伯所说的那种在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空间上具有扩张性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事实，似乎印证了他关于以儒家思想（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理性化（现代化）的论断。中国传统社会未能内生出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事实也表明，那种未经生命更新与辩证取舍、尘封且带有封建性糟粕的古代文化，确实与现代化（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缺乏亲和性。这一历史事实同时说明，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以儒学复兴引领中国现代化”的方案，都并非合时宜的策略。此处无需再作赘述，新文化运动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充分阐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又使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的观点遭遇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近代以前那种未经过辩证取舍的、原装的、尘封的、带有封建性糟粕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缺乏亲和性，是否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生命更新、现代转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论断，深刻阐明了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这就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亲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赓续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是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不是那种未经过辩证取舍的、“原装”的、“尘封”的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产物，是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被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力量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的观点，也有一定合理性。那种未经过去粗取精、辩证取舍，带有封建性糟粕的、“原装”的、“尘封”的传统文化，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或不相容）。纵观世界近代历史，任何与现代化相融的、具有亲和性的文化，都不是一种“尘封”的、“原装”的传统文化，而是一种既赓续传统又经历了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与新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等相协调的新文化。比如，西方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不是一种尘封的、原装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漫长的“上帝”统治人类的中世纪文化，而是近代以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而实现了现代转型、既赓续了传统又经历了生命更新的西方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而不是古代形态）。

因此，即使近代以前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缺乏亲和性，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任何历史时空、文化时空和制度时空中，都与现代化不具有亲和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杜维明认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传统照常继续存在，作为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各种特殊形式，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继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形式”。史华慈也认为，虽然儒家伦理并不提供新教伦理的对等物，但在现代化过程已经进行的大背景下，“某些与儒学传统相联系而又植根于社会中的态度和习惯被证明是很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的”。当然，杜维明、史华慈未进一步阐明的是：他们所谓对现代化产生积极作用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过程中“继续采取”的“传统的文化形式”以及有利于现代化的“态度和习惯”等，事实上并非与“原装”的、“尘封”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旧传统相联系，而是与伴随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而形成的既赓续了传统又更新和转化了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相连接，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生命更新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伴随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古老的中华文明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深刻转型，被赋予了现代的力量，从而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贯通，“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衔接，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融合。这就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和发展了新的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推进和拓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结果的辩证性论断，都源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思考与实践。如前所述，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已经深入探讨了“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底蕴，从省域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亲和性关系、省域现代化对区域文化的“赓续”进行了再思考、再审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与之一脉相承，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从萌发到丰富发展的一个清晰的脉络。

另一方面，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从浙江现象、省域现代化视角思考了文化、文明的“赓续”，而且也从省域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基因”的“生命更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强调，“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也不是一种“原装”的、“尘封”的未经过生命更新的文化“旧传统”，而是一种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相衔接的文化“新传统”。

首先，改革开放赋予历史文化以现代力量，作为浙江发展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新传统”，是浙江历史文化与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和实践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产物。正是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激活了浙江人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的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的新论断，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改革开放阳光雨露激活浙江人富于创造力“文化基因”的观点，既同条共贯、一脉相承，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作为当代浙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重要动力的文化因素，也是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底蕴，并不是一种“原装”的、“尘封”的“旧文化传统”，而是一种既“传承过去”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的“新文化新传统”，是浙江历史文化与当今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具体形式和组成部分的浙江区域文化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

这就从省域层面，对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展开了前瞻性的再思考与再审视。新时代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新论断——它既是赓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的产物——与前述思考既一脉相承，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资料来源：本文刊发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6年第1期【引文格式：陈立旭.赓续与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再审视[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6(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