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民

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歌风格以贴近民生、通俗易懂著称。他还喜欢在诗歌文章中“晒工资”，写过很多与俸禄有关的诗文，几乎涵盖了其一生中不同级别官职的俸禄。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31岁的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科”登第，获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自此步入仕途。官职虽然不高，收入却也不少。他在《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中写道：“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月薪一万六千钱，加上房子一栋、快马一匹，仆人马夫也一应俱全，这样衣食无忧的生活让白居易感到十分满足，诗中流露出“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的悠然自得。

过了三年，白居易报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又登第，官授周至县（今属陕西西安）县尉。他在这里写下了《观刈麦》，诗中有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诗作反映了农人的劳苦，对于自己不事稼穑却能拿三百石俸禄，白居易深感愧疚。

两年后，白居易迁为左拾遗，入充翰林学士。他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中写道：“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此时，白居易的俸禄比最初翻了几番，他在诗中既记述了自己的薪水，也表达了对未能充分履行职责的自谦自省。

又过两年，左拾遗任满，白居易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是他为奉养家亲而自请调任的俸禄更加优厚的职位。在《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中，他写道：“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诗中直陈任职后经济状况改善的喜悦，强调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但也指出，除了基本的衣食保障之外，其他名利都是过眼云烟。这反映了白居易经历仕途风波后对官场认识的转变，展露了他从讽谏朝政转向独善其身的创作倾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白居易因直言敢谏得罪朝中权贵，被贬为江州（今属江西九江）司马。虽然是一个闲职，但工资待遇不低。在《江州司马厅记》中，他写道：“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除了经济待遇优渥，作为大州的司马，还不会因言获罪，没有杂事缠身，如果是为自己考虑，“则禄仕之优稳者”，当然，为国家考虑，“则尸素之尤蠹者”。这篇文章前面直陈政事弊端，后面又显现出知足、安乐的情绪，但可以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苦闷之下的自我安慰，是欲“兼济”而不得，无奈转而为之的“独善”。

几经辗转，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这是一方大员，收入自然不菲。三年任满离去时，他在《移家入新宅》中写道：“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虽未直言数额，但从中能够感受到卸任官员闲居生活的从容与富足。随后，白居易改任苏州刺史，俸禄更加丰厚。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他在《题新馆》中对比了早年的贫寒与当下的富贵，其中有言：“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然而，高官厚禄也带来了束缚与孤独，诗中后半部分流露出对过往简单热闹生活的怀念。他感受到了社会等级和经济差距的存在，但仍然思念过去的伙伴和生活。或许，这是他对理想与现实、清高与富足之间矛盾心理的一种复杂表达。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在东都洛阳任职，当然薪资也跟着升了。他在《再授宾客分司》中写道：“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优渥的俸禄，清闲的职务，对此，步入晚年的白居易是满足的，诗中体现了他追求适意自得的“中隐”处世哲学，但也表达了一种不知能否获得别人认可的忧虑和矛盾心理。

此后，白居易一直在洛阳任职，俸禄年年看涨，在官任太子少傅时达到顶峰。他在《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中写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官至二品，“月俸百千（即月薪十万钱）”，物质富足，工作闲适，确实令人艳羡。然而，这样潇洒的生活，根基却建立在脆弱的中晚唐政治生态之上。白居易晚年为躲避激烈的“牛李党争”，长期以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身份在洛阳担任“分司”之职。这类官职品级高、待遇好、实务少，是朝廷优待高级官僚的“养老”闲职，但其去留与俸禄完全系于皇权恩宠。一旦政治风向变动或失去实职身份，优渥的生活便可能瞬间倾覆。

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爆发，朝堂血雨腥风，更加坚定了白居易远离权力中心的决心，他屡次上书请求致仕（退休）。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70岁的白居易终于得以退休，并写下“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来讽刺那些因贪恋名利而年高不退休者。

不过，唐代官员的退休制度并不像今天一样到龄自动生效，无缝衔接养老金。它是一套需要主动申请、层层审批的行政程序。这个过程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因此，当白居易70岁刚被停罢太子少傅等职务时，就进入了没有官职，但退休手续尚未办完的尴尬状态。一向开销很大的白居易，为了度过这段没有工资的时期，决定变卖为晚年购置的田产和庄园维持生计——“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在这首名为《达哉乐天行》的诗中，他以谐谑笔调谈论家事，以旷达态度看待贫富生死——“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好在半年以后，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身份正式退休，这才得到一半俸禄，直至终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忘留下《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字里行间，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豁达。

白居易之所以乐于在诗中记录“工资”，除了个人的率真性情外，也与中唐的社会风气和他的文学主张有关。他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包括经济状况在内的个人生活细节纳入诗歌创作的范畴，正是其“实录”精神的体现。白居易这些关于“工资”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独特，为后世研究唐代官员制度与经济史提供了重要文献。当同时代的文人多以清高自诩、讳言金钱时，他却坦然地将“涨工资”“晒工资”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内容写进诗文，也让后人从这些“人生记账本”里，看到了他的仕途浮沉、生活变迁、人生思考，以及对生命的珍视、对财富的坦诚与超然（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