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立旭，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理论人才，省委党校名师，兼任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与浙江发展等研究，注重从多学科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和浙江文化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从传统到现代：浙江现象的文化社会学阐释》《创新公共文化发展模式：浙江的探索》《文化发展：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文化产业：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等独著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50余篇（部）论著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国家权威报刊转载。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1项、一等奖3项，全国党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主持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10余项。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就提出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出发研究像苏州和杭州这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展又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的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命题。习近平同志从人文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对人文经济现象、发展人文经济的思考和论述，源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探索与实践。

顾名思义，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文经济。根据《辞海》，“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这就表明，人文现象就是文化现象。就广义而言，文化即人化的自然，因此“文化”一词中“人”已隐含其中。当然，“人文”与“文化”两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文化”一词相比，“人文”一词将“人”字突显出来。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所谓人文经济就是人文或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经济。在现实中，人文或文化与经济存在多个层面、多重维度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一是文化（人文）的经济化；二是经济的文化（人文）化；三是经济发展的文化（人文）动力作用；四是经济发展的人本（人文）取向。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文经济）也蕴含着多个层面、多重维度的内涵。人文或文化与经济多个层面、多重维度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多个层面或多重维度的内容。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从多个层面、多重维度对人文或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为界定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 （即人文经济） 的研究内容和维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导。

一是文化（人文）的经济化。在现代社会，文化以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即文化（人文）经济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市场化机制、产业化机制进入文化领域，是提升文化发展效率、实现文化产品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较佳结合的有效途径。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换言之，“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这就表明，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娱乐功能，也具有宣传教育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推动文化的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消费，是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同志还从破解浙江“成长烦恼”“先发难题”以及推动科学发展的高度，对推动文化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进行了思考。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既是要提升产业的技术附加值、创意附加值和文化附加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效益，也是要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污染少、环境生态好的发展新路。而文化产业不仅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而且也是“极少消耗的绿色产业”。运用市场化、产业化手段推动文化的经济化，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具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因此，推动文化的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是培育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突破口。这不仅阐明了推动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而且也为人文经济学从文化（人文）的经济化角度研究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导。

二是经济的文化（人文）化。经济的文化（人文）化即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产品文化附加值、文化剩余价值提升的过程。物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文化剩余价值越高，其经济价值也越高。习近平同志在深入思考浙江现象、浙江经验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后得出结论：古往今来，浙江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而当代浙江人更加重视提升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中的文化附加值、文化剩余价值，不仅“善于用文化的内涵包装和经营产品”，“善于借文化的传统打造和经营城市，保护和建设江南水乡、文化名城”，而且“善于依托民俗文化传统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浙江推动经济文化（人文）化的实践表明，文化软实力可以转化为经济硬实力，文化不仅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更强的竞争力，而且也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实现浙江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发挥浙江人文优势，“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不仅分析了浙江人文经济现象，而且也为人文经济学从经济的文化（人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导。

三是经济发展的文化（人文）动力作用。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构成性因素和不可缺少的条件。斯特斯·林赛认为，文化价值观影响到了人类对于“进步的想法”以及个人对于“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因而在促进国家繁荣和人类进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马克斯·韦伯强调，虽然是利益而不是思想直接支配人类的行为，但由利益驱动的行为发展方向，又是由“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塑造的。他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不仅致力于说明西方社会经济理性化为什么发生，而且也致力于说明另外一些社会经济理性化为什么没有发生。尽管韦伯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不得不承认他开创了一个从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角度研究问题的新视角。P.科斯洛夫斯基强调，随着文艺复兴和重商主义的兴起，“商业的动机结构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中被解放出来”。这不仅意味着适应现代欧洲市场经济的观念因素的形成，也标志着欧洲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推动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也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相伴随。

习近平同志对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思考，始于他对“浙江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文化动力的思考。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自然资源贫乏、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没有特殊优惠政策的背景下，浙江取得了惊人成就，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正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观念因素”“人文优势”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使得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构成了当代“浙江现象”形成的人文动因。这不仅阐明了地域文化、人文因素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也为人文经济学从经济发展的文化（人文）动力作用角度研究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导。

四是经济发展的人本（人文）取向。“人文”一词的应有之义，就是重视、尊重、关心和爱护人，即包含相对于“物本”取向的“人本”取向意蕴。从终极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为了人，也即经济发展的人本（人文）取向。经济发展的人本（人文）取向，体现了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维度，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在 21 世纪初，习近平同志对如何破解浙江“成长烦恼”“先发难题”、推动科学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指出：“我们仍然需要 GDP，但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对于经济发展中人本（人文）取向的关切。“人本”“以人为中心”是体现经济发展“为了谁”的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价值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正因如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这不仅阐明了经济发展必须以“以人为中心”作为价值旨归，而且也为人文经济学从经济发展的人本 （人文） 取向角度研究文化（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导。

（资料来源：《浙江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