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标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运河入境旅游成为我国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入境旅游情境，探讨如何通过大运河文化体验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入境旅游情境下的大运河文化体验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交织、人文与智慧的凝絮、身体沉浸与美学体验三大特性，通过“情境进入—内容体验—符号识别—认知扩散—形象认同”过程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大运河文化体验向入境游客塑造了善治与连通的中国、温婉与休闲的中国、流动与活跃的中国等国家形象特质，在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时也面临着形象简化与割裂、地方性淡化、文化背景择取与融合、海外传播过度中心化等风险和挑战。未来需要把握以下方向和路径：立足共同价值，呈现“文明对话”尺度的运河文化景观；贯彻“两河”论述，打造开放共享的交流互鉴之河；深化文旅融合，建设世界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多维面向，展现真实立体的“运河中国”形象。

关键词

入境旅游；国家形象；大运河；新时代

01 引 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建构都是一个重要且独立的时代命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立自主形象，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放务实形象，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明自信大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焦点在不断变化，塑造方式也不断深入发展。学者张西龙、李柏文指出，通过旅游、研学、会议等民间活动媒介对国际受众产生影响，已经成为民间公共外交的关键形式^[1]。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两个构建”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传统的外交活动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而文化旅游作为一种人际性、民间性、软性的国家文化传播场域，正日益凸显其重要作用，尤其是入境遗产旅游，已成为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发展入境旅游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对于文化的期待，同时也展现出显著的外交溢出效应^[2]。国外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有望消除西方媒体负面宣传所造成的误解，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运河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一系列战略空间布局和重大文化工程项目陆续推出，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调研大运河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产物，其蕴含的积极有为、沟通对话等共同价值超越了时空边界，对构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文旅融合场景的搭建，大运河从线性遗产升维为文明互鉴的超级IP，既彰显文明厚度，又昭示创新活力，使古老运河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从学术研究来看，大运河战略地位的提升直接催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3]、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和跨域形象变迁^[4]、大运河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5]、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6]等代表性成果对大运河与国家形象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视和诠释。学者们普遍认为，大运河天然地具备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基因，其温和、联通、开放、包容等文化特质符合文明自信大国形象的内在塑造需求，但对于大运河如何通过旅游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塑造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等深层次问题尚探讨较少。为此，本文基于笔者近二十年来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入境旅游角度深度剖析大运河文化体验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在理路和现实境况，并提出未来的方向举措，以期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解读大运河入境旅游的时代价值。

02 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

建构国家形象的基本理路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现象，它涉及对目的地抽象、解释和再现的过程，并非简单地“真实”描绘世界，而是有选择性地呈现世界。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的三大特性贯穿于其旅游过程，并通过五个阶段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的特性

入境游客浸入大运河文化场景，其文化体验展现出三大特性，成为构建和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要素。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交织。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更新和遗址保护工作并行不悖，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妥善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扬州、苏州、杭州等历史悠久的运河城市将大运河原始的文化景观嫁接到现代社会城市场景中，一系列高科技文化场馆、潮流艺术街区、现代产业园区与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景观和谐共生、相得益彰，让游客改变了对历史遗产的真实性、建构性的固有认知，获得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度思考，感受到文化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之独特魅力。

二是人文与智慧的凝絮。中国三大线性水文化遗产——长江、黄河、大运河，在文化象征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长江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自然力量、生命之源以及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紧密相连。它们象征着生生不息、文明孕育的力量，其文化意象偏重自然、充满生命力。而大运河则是中国古代人工智慧的结晶，其文化象征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驾驭能力，与人类工程、交通发展和文化交融密切相关。大运河规模宏大，其水道网络复杂、水利工程建设难度高，建设周期漫长，构成了巨大的技术挑战和资源需求。为确保水运畅通，船闸和水闸的设计必须允许船只安全通过不同水位的河段，保障运输的顺畅。此外，借助现代智能水利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水位、水质、流速等关键因素的实时监测和高效调控。入境游客在游览大运河时，时常被伟大的工程壮举震撼，对中国人民的智慧产生深刻敬意。

三是身体沉浸与美学体验。大运河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从物质性角度而言，也是中国自然风光的瑰宝。其水道线路漫长、布局疏密有致，水面在流动的视野中不断变化，宛如一幅山水画卷。沿线绿色植被丰富，春季和夏季柳树垂岸、绿意盎然，秋季则显现出苍劲之美。大运河沿线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苏州的古典园林周边，运河水道与园林景观相融合；在杭州西湖区域，大运河与湖光山色完美结合。在游览大运河的过程中，入境游客能够感受到大运河与沿岸不同风光之间和谐的美学体验以及中国自古沿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享受与愉悦。

（二）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

从空间进入心理认知，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包含多个阶段（见图1）。一是情境进入，游客主动融入大运河媒介景观，从不同视角感知大运河的魅力。影响中国形象的因素既包括大运河客观的功能要素，如基础设施、文化资源、政治经济环境等，也包括主观的感知要素，如运河沿岸居民的外貌、情感互动和文化氛围等。二是内容体验，游客对大运河媒介景观所提供的故事、活动、娱乐进行亲身的识别。游客身体融入运河文化场景中，通过身体真实体验船舶摇曳、水面波光、河畔风景的变换，自身成为运河流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符号识别，游客在深思大运河文化特质后，对大运河的文化品格形成初步的、朴素的认识。四是认知扩散，游客将个人对大运河的认知进行扩展，更新和唤醒对目的地国家的形象认知。例如，大运河展示了中国古代治水科技的辉煌成就，入境游客可能将对大运河的认知转移到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上，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形成积极印象。五是形象认同，游客综合前端认知，生成对大运河与中国的认知、情感、行为认同，并在脱离大运河文化场景后继续持有泛文化符号，持续衍生对大运河的文化想象和地方依恋。上述过程始终伴随着刻板印象的改变。从客源地到遗产旅游地，国际游客遭遇（encounter）与其惯常环境差异较大的文化情境，在大运河所赋予的文化碰撞中改变自我对中国的固有认知，消除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由此意义而言，大运河不仅是连接中国南北的历史水道，更是展示中国文化自信、增强跨国文化认同的渠道，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话世界的鲜活案例与沟通平台。

03 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

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三大特质

中国国家形象和大运河旅游形象具有耦合关系，它们的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相一致。换言之，入境游客既是大运河文旅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者。此外，从内在机制上看，大运河旅游形象对入境游客的满意度、沉浸感、认同感皆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国家形象。笔者对该问题的长期关注表明，当前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主要包括三大特质。

（一）善治与连通的中国

运河治理关联运河沿线地区的城市规划、交通协调、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涵盖面广，要求国家具备较高的统筹管理能力。无论是隋唐时期的大规模开凿，还是明清时期的维修与疏浚，运河的每一轮大规模治理都需要高效的跨部门、跨地区动员机制，这充分展示中国应对复杂社会治理项目的制度优势与文化优势。在当代中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遥感、数字孪生等技术充分应用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实时监测、数据开发、文旅场景设计中，展现出卓越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辉煌的文化成就。

大运河一开始是物理层面的“连接者”，旨在打破区域限制，实现南北方之间的区域物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运输。其流域涵盖中国的主要水系，包括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及其支流，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多个省市。它也是经济、思想与文化的连接者，通过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对外承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网络，成为文明对话桥梁^[3]。大运河带状的、连接多点的物理特质也表达着中国促进内部连通、内外连通的强烈意愿与价值旨归，有助于破除外界对中国的形象误解。在当代，大运河沿线地区基于共享理念创造更多的社交和服务场景^[7]，使人们更便捷地分享和利用沿线的资源和服务，展现出中国开放互惠的社会属性。大运河所表达的中国的连通形象具有世界文明意蕴，倡导在追求本地利益时兼顾其他地区合理关切，促进各地区，及至各国共同发展。

（二）温婉与休闲的中国

大运河水面开阔、流速舒缓、民生富集，其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共同营造出优雅、温和、平衡的气质。入境游客乘船沿运河缓慢行驶，远离都市化的喧嚣，体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长城与大运河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古代工程技艺的杰出代表，而长城的形象更多地体现了防御与保护。作为古代抵御外敌的军事防线，长城承载国家的边防安全和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决心，在国际视野中获得了“强化”“防御”“力量”等关键形象，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硬实力形象密切相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运河所表征的温婉国际形象越发显示出战略地位。

对外国游客而言，中国近年来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使人们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紧张、繁忙、快节奏的单方面印象。但是，中国运河开发史恰恰呼应着休闲哲学的核心思想——人类不应单方面、无止境利用自然，而要以尊重和接近的态度，与自然建立深度的、可持续的“栖居”关系，从而实现心灵和谐。休闲并不仅仅是“拥有休闲时间”或“投入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的生活理念。

水常常被视为生命和灵魂的象征，流速平缓的大运河及其周边自然景观为入境游客提供慢节奏的空间，当游客沿运河边散步或乘船游览，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从日常压力中解脱，实现身心的放松与恢复。沿岸民众在大运河的广泛休闲场景表明，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追求“心灵闲暇”，具有内生的休闲文化和自觉的休闲意识，寻求通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幸福感与生活质量。

（三）流动与活跃的中国

中国大运河既有传统的、历史的一面，也有活力与时尚的一面，总体上呈现出重获新生、融合发展的现代运河形象。入境游客将大运河视为“流动文化”的代表，“繁忙”“交通”“热闹”等词语在游客评价中不断被提及，大运河旅游、商业等产业蓬勃发展，有力壮大地区经济规模，彰显中国的社会活跃度。沿河诸多古老街区活化更新，成为城市活力富集地。

例如，杭州大运河数字未来城、大运河科创城的建设会聚了全国的年轻高水平人才，还与时俱进地发展大运河夜间旅游经济，串联新天地娱乐创意产业区以及杭州大厦、武林银泰等高端休闲购物区，增加运河年轻力、烟火气。入境游客与大运河沿岸居民互动，深度参与地方民俗活动，深刻感受中国社会的欣欣向荣，沿河居民的美好生活动态地展现为人文景观。

在空间流动性方面，大运河文化景观描绘人、事、物在运河沿线的移动来往。在时间流动性方面，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时间流动的叙事线索^[7]。大运河旅游景观描述不同时期的大运河实存、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故事变迁。起初，大运河是缓解航运压力的渠道，人们更加注重其实用的经济价值、交通价值，环境保护和开发失序，文化相对失语；而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本性受到重视；当前，随着成功申遗而声名远播，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人本意义。运河相关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的流转变迁表明，中国社会富有向前发展、不断变迁的充分动力。这些通过运河的文化体验传递给了入境游客。

04 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

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风险与挑战

在入境旅游情境下，大运河文化体验有潜力赋能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同时也需要关注的是，这一赋能过程需要应对一些挑战，并注意规避一些风险。

（一）形象简化与割裂风险

入境游客有其原生的世界观和文化认同，这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将多面的大运河和多面的中国进行简化、标签化处理。这将对大运河文化体验设计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充分展示更加丰富、多维的形象，并将形象中的不同标签“求同存异”地融合起来。例如，运河涉及的宏观动员建造叙事和运河沿岸居民微观日常生活叙事之间、南北方文化差异之间、运河遗迹的真实性与运河作品的后现代幻境体验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整合需求，以展示多元多面中国。

（二）地方性淡化的风险

当前，大运河主要作为整体的条带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叙事”，运河整体形象是连接与沟通，是超越地理界限的文化符号。同样，大运河展现的中国形象也往往是一个整体性图景。入境游客更容易接受“整体运河”的概念，对以城市、乡村、城镇、码头、桥梁等点状尺度单元中所浮现的中国地方性了解不够深刻，进而将“大运河”抽象为完整的历史文化符号。运河沿线旅游目的地的遗产管理和解读方式也促进了这种认知结构的生成，一方面，目前大运河主题的遗产展示馆、博物馆、实景演绎等文化旅游产品更多展示大运河的整体历史变革、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沿线部分城市文化研究没有将地方文化与运河文化充分衔接，只是粗略地将运河沿岸地区的文化等同于运河文化。地方文化被简单地归入“运河文化”整体叙事中或仅作为“背景”呈现，其独特性将难以被游客感知。遗产展示的重点，有的地方过度集中在“整体运河”叙事层面，可能带来同质化的旅游体验，使运河城市的旅游形象“千篇一律”。

（三）文化背景择取与融合的挑战

旅游产品提供者在择取大运河遗产价值并设计相关产品的过程中可能出于文化接受、文化理解的目的而迎合西方观念，并据此来阐释、展示大运河的文化内涵。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体系长期主导全球文化遗产叙事框架，非西方文化主体在遗产阐释中时常陷入“他者化”模式。为了内化西方审美标准和认知范式，产品策划者可能将大运河的历史叙事设定为“东方想象”，突出神秘主义、奇观景观等符合西方文旅消费者偏好的元素；或简单类比，如将漕运城市比附为“东方威尼斯”，剥离文化遗产与本土社会语境的深层关联；或优先提取符合西方现代性推崇的价值维度，如运河工程技术成就、运河贸易网络价值等，弱化运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空间、社会治理载体等本土意义。这可能脱离中国文化情境，潜在地削弱大运河文化为塑造中国形象服务的功能。

（四）海外传播过度中心化的挑战

目前，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中大运河文旅相关宣传报道绝大多数来源于官方媒体，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国家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所做的努力，以较为权威的视角向国际受众传达大运河文化的多元价值。同时，海外媒体平台上相对缺乏来自游客、企业、普通民众等非官方“他者”所生成的内容，没有充分展示这部分群体的观察和评价，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信息传播的生成面和传播面，进而导致受众范围狭窄、影响力不足、内容主题较为单一等问题。

05 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

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方向与路径

利用大运河入境旅游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需要系统筹划和顶层设计，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践行以文化遗产推动文明对话理念，明确方向和路径，使大运河入境旅游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金名片。

（一）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文明对话”尺度的运河文化景观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不同文明共有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超越差异分歧，凸显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念指引^[8]。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1000多条运河，沿线有运河城市4000多座^[9]。这些运河尽管所处位置不一、历史发展背景不同，但都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这也决定了运河文化是一种全球通用语言，可以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渠道和载体。要充分发挥大运河在新时代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承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充分挖掘大运河相关的跨时空、超国界、为世界人民所了解与认同的价值，提炼并呈现于中国国家形象叙事中。

具体而言，要从大运河物理本质和原始功能出发，表达流动、开放、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并挖掘这些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等宏观议题之间的耦合关系，降低文化折扣，引发情感共振。要打破封闭的地方思维与单向传播思维，将大运河旅游体验所展现的中国形象置于“旅游中国”话语体系中。从“文明对话”尺度，依托大运河文化景观开发旅游宣传作品。《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2010）、《从长安到罗马》（2020）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已取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大运河文旅推广工作应借鉴成功经验，凸显世界各地运河的交融性。我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可以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运河城市（如莫斯科、威尼斯等）开展联合旅游推广，打造东西方运河文化之旅。向世界其他运河地区展开旅游宣传时，应首先充分了解与肯定对方的运河文化价值，而后进入凸显个性、特色差异比较互鉴阶段。例如，中国大运河既具备运输、灌溉、商业等世界大型运河共性功能，同时是南北纵贯的地理连接，亦是文化、经济与政治统一的象征，彰显大运河在世界运河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二）贯彻“人民的运河 游客的运河”论述，打造开放共享的交流互鉴之河

中国大运河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标识，具有显著的国家代表性、文化主导性与公众参与性^[10]。2006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市京杭大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时指出：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10]。习近平同志的“两河”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发挥入境游客运河文化体验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潜能，需要将大运河打造和展示为全体人民共享、共建的民生之河。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推动大运河“基础设施化”，充分融入城市民生。畅通政府、国有公司、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社区等环节，引导、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大运河保护与开发，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爱护并参与大运河遗产保护的风尚。将居民生活场景作为最具魅力的旅游吸引物，讲好大运河与人民的故事、大运河与游客的故事。把老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避免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发展空间。持续激活社区，组织大运河沿岸的社会名人、民间组织和当地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招募文艺工作者等宣讲运河文化，实现主客共建共享。沿河营建广场、健身设施、文化场馆，发展大运河水上公交系统、夜游观景系统、滨水生态绿道系统以及运河观光颐养机构，增加大运河对周边地区的交通、居住、养老等溢出效益，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另一方面，让大运河民生场景成为入境游客对中国的“深度接触区”，充分领略中国特色“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之魅力。引导入境游客与地方“运河人家”建立深度互动与情感连接，在运河周边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剧院等文化空间设置文化角、文化分享沙龙、茶话会等中外人士社交场景，常态化开设中外运河交流活动。在运河沿岸及周边景区设置国际通用文化符号，增加多语言电子导览与外语咨询服务。立足大运河优良的群众基础，充分动员沿河百姓参与，借助现代自媒体手段培育一批“运河文化使者”，通过官方媒体与自媒体结合的方式为运河形象的文化生产与传播助力，塑造良好的传播环境与舆论生态。

（三）深化文旅融合，建设世界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在借助大运河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入境旅游是场景，运河文旅体验是抓手。需要克服浅层次、同质化、低水平的“表面文旅融合”，强化运河文化阐释的新颖性，丰富运河文化展示的亲民性，提供更加立体多元的文旅体验内容，将大运河遗产地建设成为对入境游客极具吸引力的世界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具体而言，需深挖入境游客微观心理特质，以系统的实证调研方式来挖掘入境游客对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期待与文化体验，相应设计富含文化底蕴的旅游活动，满足其深层情感需求，进而影响消费决策。通过体验式消费范式，让消费者心理、国家形象认知、文化认同与消费意愿四者之间建立紧密联系。重视大运河旅游业态创新和技术应用的突破^[4]，将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运用到大运河古典文化中。利用热点网络用语、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生活用品等形式，形象生动地向入境游客传达大运河文化符号。将大熊猫、武术、京剧等中国独有的特色文化符号，以及“三体”“花木兰”等当代中国出圈文化元素与大运河文化有机整合。同时，也需避免一味关注运河的“符号性”而忽视“物质性”，提炼新颖、奇特、具有直观视觉冲击力和强烈画面感的中国大运河形象。

大力推广适宜入境青年游客的旅游吸引物，将城镇风、科幻风、工业风、怀旧风等时下流行审美意象适度融合起来，利用大运河滨水资源举办摇滚乐、电子音乐节、创意市集、艺术展览等。重视运河周边市井生活的“烟火气”表达，保护好运河繁华的民间商业区，营造热闹的街头巷尾、丰富多彩的民间自发娱乐活动。虽然运河沿线热门旅游城市和景点是入境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但运河沿线更为小众、新兴的“宝藏城市”也是赋予游客真实性体验的重要窗口。应当加强对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整合运河城市沿线旅游资源，改善小型旅游目的地与著名旅游目的地的交通衔接，开通以大运河为主题的特色旅游交通路线。

（四）强化多维面向，展现真实立体的“运河中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开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要考虑大运河广泛的社会关联性，从不同维度彰显中国：政治上，要从大运河的治理实效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和高效有为的大国形象；经济上，要从大运河的高科技应用和现代滨水文旅产业中彰显中国活力经济形象；文化上，要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彰显与古为新的形象。

一方面，打造流动的故事盛宴。重视叙事学基础逻辑的运用，关注大运河建设的复杂过程、相关历史人物情节，增加冲突性、转折性和激荡性，使大运河旅游叙事拥有引人入胜的起源、发展和高潮，增加对国际友人的情绪感染力和情节吸引力。总结大运河相关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用现代化手段丰富表达方式，再现历史场景。从居民、游客、开发商、行业组织、历史人物、虚构人物等多个视角来讲述大运河故事^[11]，展示不同立场下人物的经历、观点和情感。借助数字交互手段打造参与式叙事体验，升级历史角色扮演、叙事线索选择、身体沉浸等，让游客融入运河叙事建构过程。与此同时，大运河虽然是活着的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运河的形态构造、历史功能（水道运输、商贸交流）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呈现稳定性与流动性的交织，可以使国际游客感知中国的文化稳固基础、适应时代变化的立体形象。另一方面，国外游客在来华之前极可能受到游记、旅游攻略中他人对大运河形象认知的影响，从而形成预判。对此，首先应加强官方旅游宣传的统一性和准确性，依托官方的旅游推广渠道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同时也应当鼓励游客展开口碑传播，通过亲身体验和分享来影响其他潜在游客的认知。充分发挥官方和非官方渠道的协同作用，搭建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大运河赋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FXWB002）、浙江省社科规划“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系列研究”（项目编号：21WH70080ZD）资助。

参考文献：

[1]张西龙，李柏文．旅游民间公共外交属性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价值及其应用[J]．旅游学刊，2023，38(1):5-7.

[2]金刚，李雨嘉，傅嘉欣等．对外旅游经济发展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J]．产业经济评论，2022(3):20-35.

[3]林留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J]．东南文化，2019(1):14-20.

[4]万安伦，刘浩冰．国家视野中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变迁与出版文献探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5):73-80.

[5]路璐，吴昊．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1(2):133-139，132，159-160.

[6]路璐，李胜疆．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24(4):154-164.

[7]张环宙，冯一鸣．遗产历史相关性对旅游者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运河主题博物馆的研究[J]．地理科学，2024，44(10):1729-1737.

[8]仲音．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N]．人民日报，2022-09-22(4).

[9]徐和建，张轶群，陈光等．开启新时代运河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国际传播对话”综述[J]．对外传播，2024(1):38-41.

[10]谢晔，张彧，张留等．“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N].浙江日报，2024-07-07(1).

[11]张环宙．讲好大运河故事 擦亮中华文化名片[N]．人民日报，2023-09-28(13).

作者简介：张环宙 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副会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