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于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同学者往往聚焦于其中的某一个维度，或文化产业的维度，或人文（文化）附加值的维度，或人文（人本）主义的维度，或人文精神（文化）动力的维度，等等。然而，在现实中，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存在多个维度，既包含人文（文化）的经济化维度、经济的人文（文化）化维度，也包含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维度。与此相应，研究人文经济，确定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也必须着眼于系统性、整体性。只有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层含义出发，才能更完整理解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人文；文化；经济；人文经济

关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近期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不同学者往往仅仅聚焦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某个维度，或文化产业维度，或人文（文化）附加值维度，或人文（人本）主义维度，或人文精神（文化）动力维度，等等。然而，在现实中，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存在多个维度，比如，人文（文化）的经济化维度、经济的人文（文化）化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维度、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维度等。与此相应，分析人文经济必须避免以偏概全的做法，人文经济学也不能仅仅将人文经济多个维度中的某一个维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必须着眼于整体和系统。只有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层含义出发，才能更全面理解人文经济和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人文经济与人文（文化）的经济化

近期学界关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的热烈讨论，可溯源至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段话不仅阐明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研究像苏州和杭州这样人文（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城市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而且也提出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探讨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命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这段话中，除“苏杭”一词外，还包含“文化”“经济”“人文”“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等几个关键词。从上下文看，其中的“人文”与“文化”两词近义，与《辞海》将“人文”视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定义大体上一致。事实上，“八八战略”之“八”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中的“人文优势”与“文化优势”也具有近似的意义。因此，“人文”与“文化”两词是近义词。当然，“近义”并非“同义”。与“文化”一词相比，在某些语境中，“人文”一词更加突出文化中“人的主体性”；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人文”一词则更加偏重于文化中的“历史文化”意蕴，比如，“八八战略”中所述“浙江的人文优势”，就是指浙江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中已经形成的区域文化优势，即浙江的“历史文化”优势。在中文中，“经济”一词是“经国”“经邦”和“济民”“济世”等词综合与简化的产物，蕴含“经世济民”“经纶济世”“治国平天下”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表明，在中文“经济”一词中已包含“人文”的意蕴。而在现代语言中，“经济”一词意味着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过程的总称。人文经济是通过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创造、转化并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经济形态。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有多重维度、多个层面、多种方式。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一重维度，或人文经济的第一层含义，是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文（文化）的经济化。人文（文化）的经济化从两个方面对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并改变人类的文化发展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相当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必然会被纳入（或卷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逻辑和方式运作，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作为人文经济新形态的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另外一部分文化（公益性文化）不能或难以被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轨道。即使如此，这一部分文化（公益性文化），也已经无法一如既往地成为自外于市场经济的自足的体系。推动这一部分文化发展，也必须借助于被实践证明为灵验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手段，提升发展效率。

实践表明，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一重维度，即人文（文化）的经济化，是提升文化发展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文化生产低效率、文化产品短缺，是一个伴随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突出社会现象。自然经济是一种生产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和家庭或经济单位需要、自给自足、分工简单的经济类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缺乏类似市场经济具有的利益驱动、竞争、价格等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的机制，文化产品生产往往难以形成产业化、市场化的规模，文化生产效率低、供给短缺。比如，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但自宋至清，书籍一直是高成本、稀缺的文化消费品。有学者测算，在清朝，活字印刷1000套《红楼梦》的总费用，约2000两银，相当于乾隆年间300亩土地产量、13万斤大米的价格。加上流通、销售成本及税费等，一部《红楼梦》售价约4两银，与260斤大米价格相当。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书籍等文化产品制作成本高、价格昂贵，难以形成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产业化规模，文化产品的稀缺、短缺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状态。

像在一般的经济领域一样，在文化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费用高、激励机制扭曲，其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生产的低效率，进而导致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的短缺或不足。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即使在上海市也出现了戏曲上“严重的剧目荒”“电影话剧、新歌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的创作也很少”“国产片太少”“广播节目数量少、质量低”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短缺的现象。像上海这样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更遑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全国其他区域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产品生产的低效率和供给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现象，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使文化发展逻辑无法自外于市场经济运作逻辑，相当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自然而然地会被纳入（或卷入）市场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轨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与商品化逻辑交织在一起。如费斯克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人们参与看电影、电视等文化活动时，事实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市场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链条，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从而“直接参与了把大众商品化的过程”。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被纳入市场化、产业化的轨道，不仅意味着人类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文化存在方式的改变。正如詹姆逊所说，文化进入市场，或人文（文化）的经济化，意味着“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本雅明最早注意到了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他认为纳入（或卷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后，文化艺术就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批量生产的东西，而不再如传统艺术那样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一次性的存在了。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成员都从消极、否定性意义上理解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他们认为，文化艺术产品“为市场而生产，并且瞄准了市场”，意味着文化艺术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是以真善美为取向的文化艺术逻辑，而是以利润为目标的商品交换逻辑了。为了满足大量消费需求而与一般物质生产无本质区别的大批量、配方式生产的文化，消弭了文化艺术本应具有的独创性、辨识性、主动性，是标准化的、俗套的和操纵性的，是由一群麻木的“文化笨蛋”被动消费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然而，历史已经表明，尽管文化的经济化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但其具有的积极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文化被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意味着人类文化领域拥有了不同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高效率运作机制和方式，从而有可能前所未有地释放和提升文化发展的活力和效率。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有效利用劳动力、提升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市场机制不仅用利润引导和激励人类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而且通过一系列价格的和市场的信号，有效传递信息，汇聚千千万万不同个体的知识和活动，无意识地协调人类千差万别的经济行为，“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无能为力，牵涉到上百万未知数和关系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收益与成本以及权利与义务等关系是明确、对应的。而文化（经营性文化）以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即文化的经济化，也使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从一般经济领域进入了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市场机制不仅用利润引导和激励文化企业进入文化消费需求较大的领域，而且用利润引导和激励文化企业使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技术，从而有效提升全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供给效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ECO）聚焦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文（文化）发展逻辑与市场化、产业化逻辑相交织的趋势和特点，将人文经济的重要形态即文化产业，视为“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而形成的产业。文化产业运用的无形文化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并且以“商品或服务”形式呈现出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按照工业标准“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全球文化多元化联盟（Global Alliance Cultural Diversity）也将文化产业界定为包含创意、生产及无形创意内容并将之商品化的相关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文化多元化联盟正是从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人文（文化）经济化的角度界定文化产业的。这就表明，作为现代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文化产业，是伴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被纳入（或卷入）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工业化）轨道运作的过程而兴起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并非所有人文（文化）都与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并非所有人文（文化）都可以被“推向市场”并以市场化、产业化方式运作。文化逻辑与市场逻辑、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存在一致性又有矛盾性。诚然，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能够适应市场化、产业化的轨道。而与这一部分文化（经营性文化）形成对照，另一部分文化即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事业，却不能或难以通过市场化、产业化机制“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概而言之，公共文化事业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公共文化资源创新（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文化艺术作品创造等）、公共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人类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即使满足一切理想条件，市场机制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事业作用的“功能失灵”现象，仍然是相当明显的。比如，市场机制将利润作为最高关注而往往忽视那些缺乏赚钱效应或市场价值的东西，往往忽视或挤出那些难以进行大批量生产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高层次公益性公共文化产品（比如先锋艺术等），往往倾向于漠视缺乏货币支付能力弱势社会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等等。市场机制的“功能失灵”表明，必须通过公共财政投入，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事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然而，依靠公共财政投入筹措公共文化发展资金，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领域能够成为自外于市场经济体系的自足体系。伴随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公益性公共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公益性公共文化发展不能被纳入市场化、产业化主渠道，但也必须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即使是公益性公共文化领域，也必须借助一些以结果为导向、被实践证明是灵验的市场机制、市场手段，形成更优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结构。通过在公益性公共文化领域引入政府采购、委托生产、特许经营、服务外包、招投标等机制和手段，创建或模拟市场竞争，形成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公益性公共文化发展效率。通过借助、模拟市场的引导和激励机制、手段，一个个具体文化单位就会将对自身有利的事和对全社会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有利的事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将文化单位自身的发展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创新、保护和利用以及公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全社会宏观文化发展战略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二、人文经济与经济的人文（文化）化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二重维度，或人文经济的第二层含义，是经济的人文（或文化）化。经济的人文（文化）化，就是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含量逐步加大，物质产品中的文化附加值、文化剩余价值逐步提升的过程。就一般意义而言，经济发展中的人文（或文化）含量越多，经济发展质量也越高，物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文化剩余价值越大，其经济价值含量也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越大。

在欧洲，从词源上考察，艺术、技艺、技巧、技术这些词具有同源性。英语art一词源自拉丁语artis，本身就既有艺术、美术、艺术品、视觉艺术（素描、绘画、制陶等）等意义，又有技术、技艺、技能、技巧等含义；而英语technology一词，则源自拉丁语tekhnologia，既有“技术”“技术学”等含义，也有“工艺”“艺术”“工艺学”以及对艺术或艺术的系统的应用等意义。《美国传统词典》将technology（技术、技术应用、技术学、工艺、工艺学）视为文明社会的知识体。technology可以用于制作工具、练习手工艺术和技能、摘录或收集资料。“艺术”与“技术”词源上的同源性，已经显示了人文与经济、技术的相关性，暗含着人文、艺术与经济、技术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即经济、技术的艺术化、技巧化、技艺化、人文（文化）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擅长于以技术知识和工艺技能为基础的高文化艺术附加值、高创意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制造，尤其体现在织布工艺、黄金珠宝工艺、镶嵌工艺等的制造上。这种高文化艺术附加值、高创意附加值、高文化艺术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制造，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近代欧洲的一种人文经济形态。

当代经济结构变化和调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过去生产重、厚、长、大重型化的硬件产品为主的刚性经济结构，向生产高效的、智能化的、知识和文化的、信息服务的软件产品为主的柔性经济结构转化。人文经济，即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经济，就集中地体现了当代经济结构变化和调整这一鲜明特征和趋势。作为人文（文化）经济化结果的现代文化产业，就是在推崇创新与个性化消费、知识与文化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发展质量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并兴盛起来的，“源于个人创造力和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 ，利用文化（人文）符号意义创造产品价值的柔性产业。而作为人文经济另一重要维度的经济人文（文化）化，即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含量逐步加大，物质产品的人文（文化）附加值、人文（文化）剩余价值逐步提升的过程，尤其鲜明地呈现出了经济结构柔性化的特征。经济的人文（文化）化，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源有形投入（即硬投入）的逐步降低，文化、艺术、设计、创意等无形投入（即软投入）的逐步提升，人文（文化）因素在创造产品品牌、塑造企业形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经济的人文（文化）化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粗放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人文（文化）化所依赖的人文（文化）资源是一种活的资源，能够不断被使用和再使用，从而可以有效降低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

经济的人文（文化）化，有多种实现形式。比如，“用文化的内涵包装和经营产品”，“借文化的传统打造和经营城市”，“依托民俗文化传统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以及文化+乡村振兴，集文化创意与田园观光、农耕体验、教育展示于一体的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等的融合，文化与建筑、地产等行业的结合，文化建设与人居环境相协调，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街区、艺术园区等人文空间规划设计品质等。而旅游与人文（文化）融合发展，则是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经济人文（文化）化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旅游经济是人文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

旅游与人文（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杰弗瑞·戈比认为，虽然没有一种单一理论可以圆满解释所有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但有几种关于旅游的比较公认的看法。比如：旅游是一种追求新奇的行为，一种游戏，一种对质朴的追求，试图在陌生人中建立关系，一种开拓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快乐的寻求，等等。这些都表明，旅游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和价值的生命体验。无论是回归自然、追求质朴、自我放松、寻求新奇，还是密切亲情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其他社会交往关系，旅游都是一种对意义和价值的诉求。正因如此，世界旅游组织将旅游定义为：一种游客出于学习、寻求、体验和消费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吸引物/文化产品的动机的活动，是“出于文化动机而进行的移动，诸如研究性旅行、表演艺术、文化旅行、参观历史遗迹、研究自然、民俗和艺术、宗教朝圣的旅行、节日和其他事件旅行”。正如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和价值的生命体验的旅游一样，人文（文化）也是一种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的不断变化的意义网络，是快感、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联系生产（经济）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的意义领域。费斯克说，“文化关注的是意义、快感、身份认同”。正因如此，旅游与人文（文化）两者在实质上是相融相通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旅游就是文化，就是快感、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旅游经济的人文（文化）附加值越高，其实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越大。旅游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发展，使旅游的过程成为感知、认识和体验人类文化的过程，在创造旅游经济价值的同时，也有效发挥了人文（文化）教化功能和人文（文化）娱乐功能；也使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成为扩大人文（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过程，成为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发掘与利用的过程。

三、人文经济与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三重维度，或人文经济的第三层含义，是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因素，即人文（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作用。显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样而非单一的。对此，学者已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有些学者重视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因素。比如，萨克斯就认为，世界上某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经济持续增长现象，是由于这些地方“具有地理环境上的有利条件，其中可能包括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濒临海洋并且有通海的内河航道，邻近另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自然资源宜于农业，有利于人的健康”。费尔班克斯则从相反方向阐述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容易使人养成不思进取的惰性心理，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他认为，一些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仅过分依赖气候、地理位置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因素，而且也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政府的扶持，从而“往往不去生产那些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那些要求高而又愿意多付钱的消费者的需求”。另一些学者则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莱索托等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众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并非由于缺乏启动资本，而是由于缺乏促进和保障“钱生钱”即资本持续积累的制度。还有一些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因素。比如，贝克尔认为，在一定机会和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当自利理性的个人都试图如此行动时，“就形成市场，从而使不同家庭、不同企业、政府及其参与者的资源都由市场价格进行协调。”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以及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层面，考察和分析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经济发展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诸多层面、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层面和因素中的某种因素、某个层面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另外一些层面和因素的变化。因此，影响经济发展的层面、因素不是单个的，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自然、外部国际环境等在内的多个方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帕森斯强调，任何关于影响经济社会变迁的单因素论阐释，都是幼稚、片面的。对任何单个层面、单个因素的分析，都不能替代对其他层面、其他因素的分析。马克斯·韦伯倡导一种多因素的弹性解释理念和方式，强调既要关注、分析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独立影响，又要关注、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物质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整体的作用。马克斯·韦伯自己的研究，就鲜明地贯彻了这种多因素的弹性解释理念和方法。比如，在考察中国为什么“不发生”合理资本主义原因时，他就选择了货币与城市、封建制、宗族制度、实质性的礼法、社会阶层等多个具体因素进行多管齐下的综合分析。

虽然马克斯·韦伯的考察结论不一定准确，但他的解释理念和方法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阐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必须从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维视野出发。人文（文化）动力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多个因素之一，因此，考察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因素，并不意味着要以此取代对其他因素的考察，而是要在分析影响经济发展其他诸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人文（文化）动力因素的分析层面和理解层面。

一个人来到世上必然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而人的社会化就是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内化社会规范，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人接受特定社会以文化人或人文教化的过程。正因如此，人文（文化）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当然也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林赛强调，文化价值观影响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以及“进步”的看法和想法，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繁荣、人类进步。哈里森认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具有促进或阻碍进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地理位置（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是影响国家贫富的重要因素。比如，多数发达国家位于温带，而多数不发达国家则位于热带，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不是由自然条件这一单个因素决定的。比如，基本上处于热带地区的新加坡、中国港澳台地区，同样取得了显著经济成就；而生活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热带国家、浸润于中华文化的华人少数民族，也有十分优异的经济表现。这一现象说明，人文因素即“儒学文化的作用胜过地理条件”。正因为人文（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哈里森强调，“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 马克斯·韦伯虽然肯定是利益而非思想直接支配人类的行为，但同时又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认为“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塑造了由利益驱动的人类行为发展方向。金耀基将文化与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强调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论”解释与“制度论”解释，两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实毋须也不应该在‘文化论’与‘制度论’之间强作选择”。

马克斯·韦伯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致力于从宗教、文化角度阐明西方社会为什么发生以及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经济理性化的原因。一方面，通过对新教伦理的研究，马克斯·韦伯试图阐明西方经济理性化为什么发生的精神“发始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对儒教和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的研究，他又试图阐明与这些宗教、文化相对应的区域经济理性化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精神、文化因素。当然，马克斯·韦伯选择儒教和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非西方宗教、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目的不在于阐明非西方为什么未发生经济理性化而在于通过比较加深对西方经济理性化本身独特性的理解。韦伯明确否定了非西方宗教和文化传统与经济理性化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和性”。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强调，即使非西方国家引进被视为西方国家重要成就的经济理性主义，非西方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仍然是其经济理性化的最大障碍。“在这些国家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其宗教领域”。尽管人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他开创了一个从人文（文化）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新路径。更何况，马克斯·韦伯世界宗教比较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的理念和方法对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当人们思考人文经济之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这一维度时，马克斯·韦伯的思考和结论是断然不能回避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论断。韦伯首先逐一分析了货币与城市、中国封建制、宗族制度、实质性的礼法、社会阶层等传统中国的制度性因素，得出了就总体而言制度性因素不利于传统中国经济理性化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制度性因素也并非传统中国不发生经济理性化的充足理由，因为传统中国也存在诸如自由迁徙、无身份继承、自由择业、自由教育、无贸易限制等有利于经济理性化的制度性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经济理性化，还缺少一个类似“新教伦理”这样的“精神上的基础”。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儒家伦理”，无法提供这种“精神上的基础”。比如，儒教在行为取向和方式上表现为对世界的“顺应”或“适应”，而不是像新教那样表现为对世界的“修造”。儒家士大夫是现世的、天真乐观的，缺乏新教徒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世界间存在的巨大“紧张性”以及否定、超越世俗的宗教精神力量。儒教秉持注重血缘、亲缘的特殊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如新教倡导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传统中国社会因而无法形成事本主义的处世方式、纯客观基础上的“商务关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企业”等。马克斯·韦伯总结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即使人们可以看到“‘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到独尊财富”“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等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本身与现代资本主义丝毫没有关系”。

近代以前中国本土虽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曾涌现出了特定的商业群体（商帮），比如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陕商等，但并没有原生出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空间上具有扩张性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大规模市场经济）。这一事实，似乎印证了韦伯关于中国传统人文（文化）不利于经济理性化的论断。然而，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意义上同属 “儒家文化圈”（“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筷子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却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与经济理性化关系的相关论断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这一事实，则对韦伯的相关论断形成了更严峻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如马克斯·韦伯所断言必然是经济理性化的障碍，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创造性转化、现代转型，也可以与经济上的理性主义相契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杜维明说，即使韦伯关于传统儒家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在传统东亚发展的论断是正确的，“他之认为儒学伦理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观点也站不住脚”。他认为，作为维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动力，“就算不是源于儒学本身，至少也是与儒学相通的。”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艾勒塔斯、派伊、阿崛斯基、康恩、勃格、德巴理等学者，已经试图从“儒家伦理”中寻找作为“新教伦理”替代物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因素。这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讲求实际和理性，倡导对财富、荣誉、健康的追求以及家庭责任感、对祖先的虔敬心（为了家庭，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及忠诚、献身、责任感、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人文因素。一些学者还强调，儒家思想中蕴含着鲜明的以成就为取向的精神旨趣。如派伊认为，儒家将子对父的义务、兄弟间相互的义务，视为一个人终身的责任。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有成就，否则就愧对父母”，“成就会在家庭内部受到奖赏”。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能形成对中国人的一个印象，“即中国人争取有所成就的劲头是高的”。这些学者都试图阐明，儒家伦理并非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儒家文化圈“其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后儒学价值’构成了现代东亚发展所特有的文化背景”。

诚然，儒家文化圈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事实，似乎既对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论断形成了挑战，也为儒家伦理并非现代经济发展障碍这一观点提供了坚强而合理的依据。然而，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即使儒家伦理有助于促进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等儒家文化圈现代经济发展，也不意味着儒家伦理在任何历史时空、文化时空、制度时空中都能产生这种作用和功能。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动力的人文（文化）因素，并不是一种“原装”的、“尘封”的古代文化，或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而是近代以来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与新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等相融合的新文化。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现代化人文动力的传统文化，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经历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比如，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就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过程，从漫长的“上帝”统治人类的中世纪文化中脱胎而出，发展出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形态、西方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成了西方经济发展、现代化的人文因素、精神动力、文化条件。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化进程，儒家文化圈也经历了文明的生命更新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孕育和发展出了不同区域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史华兹认为，虽然儒家伦理并不提供新教伦理的对等物，但在现代化已经进行的大背景下，“某些与儒学传统相联系而又植根于社会中的态度和习惯被证明是很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的”。当然，史华兹所谓有利于现代化的“态度和习惯”，并非与“原装”的、“尘封”的儒家文化旧传统相联系，而是与伴随现代化过程而更新和转化了的、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儒家文化新传统相连接。

在中国，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衔接，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中华大地上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融合古今中西文明精华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精神支撑、文化条件。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已经从省域视角对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进行了思考和阐述。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陆域资源并不丰富也无特殊优惠政策条件下，浙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省份之一的重要原因，就是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在于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正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观念因素”“人文优势”，“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

当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也不是一种“原装”“尘封”的“旧传统”，而是一种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新传统”。首先，这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是与改革开放政策和实践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产物。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阳光雨露，激活了浙江人富于创造力的 “文化基因”。浙江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人文精神，“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行为方式。其次，这种作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动力因素的区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也是与时代精神、先进文化相互作用、有机融合的结果。浙江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人文动力，并不是一种“原封不动”的“旧文化传统”，而是一种既“传承过去”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的“新文化新传统”，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的区域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

四、人文经济与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第四重维度，或人文经济的第四层含义，是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即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辞海》将“人文”视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这就意味着“人文”与“文化”两词具有相近似的含义。就狭义而言，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而就广义而言，文化则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即人化的自然。所以，在“文化”一词中，“人”字已蕴含其中。当然，与“文化”一词相比，“人文”一词更加突显了“人”字。换言之，“人文”，既是突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文化，也是突出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文化。

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前述三个维度，即人文（文化）的经济化、经济的人文（文化）化以及经济发展的人文（文化）动力作用，都鲜明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第四个维度，即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则更加凸显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一词内在地包含了相对于“物本”的“人本”价值意蕴。从终极目标上说，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体现了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维度，反映了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关切、维护和重视。就此意义而言，人文经济也可以称为人本（人文）主义经济。卢兹和勒克斯将“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视为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和“最根本的价值前提”。不同于重视财富和需求的传统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关注的是生命的价值，而不是金钱财富。”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就体现了卢兹和勒克斯所谓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和“最根本的价值前提”。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宗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聚焦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致力于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从劳动者创造财富越多就越贫穷、创造的商品越多就越变成廉价商品的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意味着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必须回答“为了谁”的问题，意味着必须协调经济指标与人文指标、财富价值与生命价值、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等关系，促进人类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文经济的人文（人本）取向或人本主义取向，更加凸显出了重要价值和意义。实践已经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通过利益驱动、竞争、价格等机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人类到达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外围极限。然而，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场机制，也并不总是以人类喜欢、满意的方式来安排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按照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说法，有效率的市场机制的形成，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禁止在许多社会性和政治性领域进行交易”；二是社会“又保护在市场上进行满意、赚钱和花钱的选择自由”。然而，即使在具备了有效的完全竞争理想的条件下，也没有理由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能够公平分配“货币选票”，“把钱分配给那些被宗教的或道德的观察家认为是最值得、最应受到或最需要的人们。”恰恰相反，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场机制，也会导致收入或财富上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几代人中存留下去。”③虽然劳动者群体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市场机制却往往扮演极不地道的角色，即倾向于漠视虽然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却无足够货币支付能力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并非市场机制方面出了问题或产生了错误。市场机制所做的，不仅符合市场自身的运作逻辑，而且也是人们从效率出发要求并希望市场做的。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总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使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流向那些出价最高、货币选票最多的人的手中而非缺乏货币支付能力的弱势社会群体那里。其导致的可能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富人在宠物上的消费高于穷人食物上的支出，一位富二代在一张高档娱乐门票上的花费高于一个穷人家孩子一年的学费。显然，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有效率的市场机制，也遵循冷冰冰的计算和核算原则。而如高兹所说，“计算与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下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考虑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考虑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考虑人们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的关系。”

但是，从维护、关切人类尊严、幸福以及其他基本价值等人文精神角度来考察和衡量，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所导致的诸如此类结果，毫无疑问是令人失望并难以接受的。这就凸显了经济发展的人文（人本）取向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人们没有必要把“能生存的人才能生存”这一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运作逻辑，作为神圣的律令接受下来。当人们不喜欢物品跟随货币选票走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它可以通过分配政策，采取适当措施来改变其结果。”当人们不喜欢只关心劳动量而不关心人类感受、幸福、感情和美的市场经济的计算和核算原则时，人们可以根据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新和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兹和勒克斯将人本主义经济学定义为：“从理论上探索、设计适合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财富与生命、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人与人相协调的社会。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人文（人本）取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必须把扎实推进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追求。（资料来源：《浙江学刊》微信公众号。作者：陈立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杭州 311121）